【讲文明●树新风】中央苏区时期移风易俗运动“有一套”，真是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封建迷信在苏区农村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为破除群众中的封建迷信观念，中央苏区除通过各级党、政、军、群组织进行广泛的思想启蒙和政治教育外，还发动儿童团、少先队烧菩萨、禁敬神、砸祖牌、驱巫觋，动员群众(选民)“一致的来帮助政府……消灭一切反革命利用封建的迷信的组织与活动€€€€大刀会、一心会、懒子会、童子军、红枪会等。”与此同时，运用专政手段打击、取缔影响很坏的迷信头子和迷信活动。

《红色中华》报关于反封建迷信的报道

　　1934年春，瑞金黄安、武阳、下肖等区疫病流行。“有些反革命藉此造谣，谣传壬田区有‘观音菩萨显灵’能‘医治百病，保佑人口平安里’等，鼓动一般落后的群众去烧香朝拜。”而事实是壬田区竹桐乡草鞋坪高八仙地方，在头年夏历十月崩下一块岩石，涌出一股山水，几个和尚、道士即趁机进行迷信活动。其影响所及，不仅汀州、博生、石城、会昌等地的群众前往进香、输捐，连隘前、合龙、云集等区乡负责人也只身或带队去礼拜祈福。国家政治保卫局迅速侦破了此案。中央教育部派出专员到壬田去指导反封建迷信的斗争。司法部也考察了合龙等区裁判部工作，准备“严厉打击那些向封建迷信投降的区乡苏工作人员。”1934年3月9日，瑞金县裁判部判处该案首要李永昌等三人死刑。“瑞京各地群众从这一事件中更深刻的认识到反动分子的阴谋和封建迷信的罪恶，热烈开展了反封建迷信的斗争。”此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于同年4月8日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规定:“(第14条)以反革命为目的，利用宗教迷信，煽惑居民破坏苏维埃及其法令者处死刑。”

《红色中华》报关于反封建反迷信的报道

　　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苏区人民翻身成了主人，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经济生活的改善，他们逐渐接受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反对封建迷信的宣传教育，变得积极乐观、自信自强，有了崭新的精神面貌。这是党在中央苏区移风易俗的一个重要成就。

中央苏区的倡俭戒奢，一方面表现在深入开展了节省运动和反浪费、反贪污、反官僚主义斗争；另一方面则通过节制婚丧应酬礼仪开销进行，具有明显的移风易俗意义。

苏区时期反腐公审大会（油画）

　　1931年11月28日，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条例》第八条明确规定：“男女结婚须同到乡苏维埃或‘市区’苏维埃举行登记，领取结婚证，废除聘金、聘礼及嫁妆”。同时规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1934年4月8日，重新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对这一要求进行了再次明确。

苏区时期的《婚姻条例》

　　对于婚丧嫁娶，苏维埃政府提倡厉行节约，严禁大操大办。虽然没有通过法律予以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对于大操大办的典型事例都予以公开曝光批评，是苏维埃干部的还要予以组织处理。如1933年1月出版的第48期《红色中华》报就曝光批评了壬田圩上一个迎亲的队伍“好阔气！”“有吹洋号筒的，又有提尿泡灯的，扛方扇的，挑子孙桶的，抬花轿的”。花轿背后还有几个“跟着吹吹弹弹唱唱的”。作者讽刺到“这样呱呱叫叫的新式吹鼓手陪伴着封建时代的结婚仪式，真美！”同期还曝光了一个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结婚，大收群众送的鸡、鸭、果子、花边等礼物（金），然后“大设延席，款宴宾客，酒席20多桌，每次百数人，杀了两只大肥猪。”真是“热闹的区苏主席之婚礼！”这个区的苏维埃主席最终被撤职处理。

反对贪污浪费漫画

节约粮食漫画

中央苏区移风易俗斗争的又一个重要内容是开展广泛深入、持久的防疫卫生运动，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养成的不卫生习惯。

《红色中华》报关于加紧防疫卫生运动的报道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不到三个月，就决定在中央苏区举行防疫卫生运动。其具体办法为：每地规定每月进行一次卫生运动，发动一切有劳力的群众，包干到户、分组打扫环境卫生，焚毁肮脏东西、清洗臭水沟；污秽的地方用石灰水消毒，不与传染病人共吃共用，将病人送医院治疗等。这些规定就是要人们抛弃那种长久以来不讲卫生的陋习，树立正确的健康、环保观念，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红色中华》报关于怎样预报瘟疫的报道

　　1933年春开展的防疫卫生运动，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有力措施。1934年3月10日，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令中央级机关筹建的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贺昌为主任。该委员会决定3月16日至23日在疫区举行防疫运动周，其工作包括实行疫区隔离、将疫病患者送隔离所等。其中“掩埋死尸，不要存枢”；“吃井水，不吃塘水”两项，直接属于破旧俗立新风之举。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次防疫卫生运动还特别强调:“要注意与防疫联系的几项工作：1.防范反革命分子利用落后群众的迷信观念，大造谣言，说什么‘天灾人涡’的流行，只有‘诚心拜佛’才得免却，以此破坏防疫工作……2.要广泛深入卫生运动与打破迷信的宣传，把卫生运动变成群众运动之一，并建立最低限度的经常卫生工作。”显然，这已经把卫生问题上的移风易俗斗争往更深层次推进了。

毛泽东带领群众挖井

　　当时的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参加、带领沙洲坝人民挖井，改变了当地人长期饮用塘水的旧习惯，当然也属于防疫卫生运动实绩。

中央苏区移风易俗的斗争，还反映在禁烟禁赌等直接改变社会风气方面。如赌、毒危害苏区群众已有多年，在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一些农民对它亦乐此不疲。其对人们的身心的摧残毒害，使得苏维埃政府下了决心，不惜采取强制的手段。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第2号训令《春耕计划》中强调:“要铲尽烟苗……一定要宣传发动群众立刻铲除干净。”“对于煽动群众种鸦片，有意破坏革命的富农，应当严密侦查，予以严厉之处罚。”由于对赌、毒实行了最严厉的制裁，据民国《瑞金县志》记载： 苏区时期，瑞金 “烟赌两项，可谓全被禁绝，盖一经捉获，认为流氓，立即治罪无稍容情，其谁不惧?”

《红色中华》报关于禁烟的报道

中央苏区移风易俗的斗争，以妇女解放运动表现最为充分。占农民总数大半的劳动妇女由于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受旧习俗的毒害也最深。苏维埃政府号召：“领导妇女起来反对一切封建的风俗和习惯，使他们在土地革命中与男子一样的起来参加铲除封建、反对富农的斗争。”1932年4月28日中执委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组织纲要》，明确规定了妇生委的目标之一是消灭封建旧礼对于妇女的束缚，并且为了监督各项政策的执行情况，还建立了各级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

《红色中华》报关于妇女生活改善的报道

　　苏维埃大力动员、鼓励妇女们走出家门，参加各种苏维埃革命活动，以克服她们的种种封建迷信观念与小农意识。苏维埃一方面以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来造声势，另一方面又制定法令、政策，以法律形式肯定在妇女问题上移风易俗的合理性，如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31年12月1日，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并规定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值得一提的是，贺子珍拯救“小脚”妇女、徐特立解救童养媳等解放妇女的事迹成为当时的美谈。婚姻自由在中央苏区得到了较好的实行，使苏区的婚姻习俗发生了根大的变化。可以说《婚姻条例》最重大的意义，诚如中执委副主席项英所言，就在于“彻底消灭封建社会束缚女子的旧礼教，消灭男子对于女子的压迫。

苏区时期广大妇女积极参加扩红支前，顶起妇女“半边天”